可见，只要人是有身有家之人，儒学就不会丧失其价值，虽然它必须经过创造性转换。

35鹅湖学派对德业和学问没有偏执，在这两个方面均有所成就。存有的执定为存有的第三层状态，指道经由可道开启后当落在名上说，此乃名以定形。

76 王邦雄：《中国哲学论集》（增订三版），台湾：学生书局，2004年，第316页。见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第127页，《牟宗三先生全集》（21），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具体来讲，其学术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儒家的生命伦理学，指对于儒家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的探讨和对于其他伦理学系统的消融和对接。蔡仁厚为《牟宗三先生全集》撰写了总序，并著有《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和《国史拟传·牟宗三》等。17在他们看来，不能因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而认为中国文化为已死的文明，其实须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 18。

65 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3页。先后任教于台中市逢甲小学、台北市私立复兴中学，后任香港新亚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鹅湖》月刊社主编、社长，东海大学人文系、云林技术学院兼任讲师，台北师范学院兼任副教授。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使用的术语和论述范围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军事历史，似乎都超出道德活动范围之外。

」凭这一段文字，我们还不能判断毛泽东所依据的模式究竟是以知识还是以道德为中心。但是，毛泽东把「理论」等同于言论后，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反对文章风格来反对理论本身，达到取消外来经典的权威的目的。另一个是「知以行为功，行不以知为功，行可得知之效，知未可以得行之效」，把知看作行的一部分，或把「行」视为「知」的目的9。理学流行的一个后果是，读书人很容易把「本本」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本文试图对〈实践论〉进行新的解读，我们发现，〈实践论〉实质上是儒家传统知行观的一种新翻版，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完成了马列主义儒家化的必要环节。接着，王阳明又把行为动机等同于「行」，这时，直接道德体验不必上升为书本知识就能立即转化为道德实践。

第二部分强调理论必须服务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毛泽东称其为精神变物质）。在道德实践中，直接经验当然高于书本，实践出真知在40年代后迅速被全党接受。……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分析毛泽东所说的理论被实践证明，可以看到它有着多重含义，一方面包含了言论的内容，更重要的还要求提倡者应该诚实（如看其动机是否为了革命或良好）。

」这一论断，作为毛泽东对从感性到理性之飞跃的说明，显然并不是知识论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式动机的标准。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11，几乎和王阳明尝苦瓜的例子一样。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曾这样论证：「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显然，毛泽东是把外来「本本」、儒学经典统统等同于言论。」19我们看到，毛泽东是把效果等同于社会实践，把动机放到理论的位置，他甚至也把在〈实践论〉一文中定义的「唯理论」（只强调理论重要）、「经验论」（只强调感觉经验的重要）也用于动机和效果分析，推出只讲动机不讲效果是「唯心主义」，而只讲效果不讲动机是「机械唯物论」。

据贺麟分析，王船山的知行合一说有两个基本内容：一个是「知可诡而行不可诡」，因此「知」必须用行为来检验真伪。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确实是故意把外来「本本」和言论等同起来。

例如毛泽东推崇直接经验的著名论断：「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我们认为，这正是王船山知行观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因此，今天人们把〈实践论〉与王船山的知行合一说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两者对「实践」和「认识」之间关系的论述如出一辙。显而易见，在人的道德活动中，动摇作为正确道德原则之经典的主宰地位的一个巧妙而有说服力的方法，就是诉诸直接经验，特别是那些不能用文字语言表达的道德体验。本来，一个人必须从小饱读诗书，通过读经才能修养成为君子，而圣人目标则可望而不可及。科学实验表面上看是没有道德主体的，它包括从事科学实验的一切人。

延安整风中，毛泽东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和留苏派，就采用了和王阳明类似的方法。但是，道德哲学发展有着自身固有的逻辑。

本来他所讲的白话文运动造老八股的反和当时要批判党八股，重点是批评某类文风，而文章内容和文风并无必然联系，批判文风也不能否定理论内容。而在文化革命中，书本知识的权威已被彻底打倒，甚至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修养》所讲的要艰苦学习经典著作来完成个人修养也不必要了，只要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即可成为马列主义者。

而毛泽东思想是儒家化马列主义，它只是部分吸取了儒学结构的理论体系，传统儒学中遏制反智主义的因素不再存在，于是整个中国在文革中反智主义泛滥。为了分析毛泽东如何依靠这些传统来构造〈实践论〉，我们必须先概述一下在儒家道德哲学中，可以用甚么方法来颠覆「书本」之权威。

其实，毛泽东是运用了两个未曾明言的推理模式。而系统的书本知识和文化道德教育在修身成圣中所占的位置愈低，成仁成圣也就愈容易。无论是孔子的「生知」、「学知」、「困知」，朱熹的「德性之知」，还是王阳明的「良知」，大抵都离不开符合道德的行为是甚么这一基本范畴。但是要同党内那些推崇苏共经典和外来「本本」的革命家争夺正统地位，仅仅有群体道德理想主义的内核还是不够的，因为王明等共产党人同样也具备无产阶级立场。

这时为了破除外来经典本本的权威，认识论除了要吸收儒学道德理想主义结构外，还必须进一步利用在道德理想主义哲学中反对书本和知识的武器。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使满街都是圣人成为可能，但王学盛行时毕竟还不敢承认所有人都已经成圣。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把人类经验分为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种，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对于这类知识，只在书本上看到，自己尚没有实践时当然不完备。

以道德为中心的认识论，知识只起从属作用，由于知识服务于道德，道德又是建立在「善」的基础上，那么认识的终极目的便是不断扩大符合道德理想的知和行的范围，那么这种认识论中被认为是「真知」的内容，一定有道德活动的主体和标准。根据反映论的物质─思维两分法，正确的理论本来是从实践中抽出，是实践的反映，它既然已经正确，为甚么还需要再次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呢？从文字叙述上看，毛泽东提出主客观达至吻合必须依靠「实践─认识─实践」这一反复循环，已经有了「主观」通过一个负反馈调节使其符合于客观的看法。

既然用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道德内容不比人的直接经验（体验感受）更基本，它充其量只是每个人由良知而获得的大量直接体验的一小部分，那么由书本经典所传达的道德教训对每个人的修身就不一定那么重要了。从道德活动的角度看，从事革命实践的农民革命家似乎比熟悉马列经典的知识分子更高尚，更能代表马列的精神。确实，马列原典甚至是苏共官方意识形态所主张的认识论，虽强调阶级性和为无产阶级服务，但都没有提出只有哪一类特定实践才能出「真知」。毛泽东从强调实践出真知，到一再论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六亿神州尽舜尧」，就是沿着这样一条思路展开的。

实际上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知识」都是指与道德活动有关的知识。三反智主义和「言─行」模式 毛泽东在1937年写作〈实践论〉时，用儒学的知行观来修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有着更为迫切和现实的目的的，这就是和那些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的中共领袖争夺理论权威的宝座。

这一点在儒学中十分明显。显而易见，任何一种言论讲得再正确，也须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

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实践论〉成为亿万人参加的「修身」运动哲学认识论基础。